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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气候与身份危机:在后默克尔时期选择德国的未来

发布日期:2022-05-12 15:23   来源:未知   阅读:
 

  随着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和联盟党(CDU/CSU)在四月中下旬的同一天内相继确定了总理候选人,德国今年秋天举行的联邦选举正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9月26日,德国民众的投票结果,将决定联邦议会(Bundestag)709个议席的分配,进而确定包括总理在内的联邦政府的组成。

  对于德国来说,这是一场注定会带来变化的选举,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现任总理默克尔将在16年的任职后首次不再寻求连任,让德国人或主动或不情愿地面对一个全新的开始;因此,这场选举的结果,就直接决定哪一种对德国未来的愿景最能够取得社会的信任,并能得以被付诸现实。

  如果把今天的政治图景拿给十年前的德国人看,恐怕其中有太多元素都是他们根本无法想象的:联盟党和社民党(SPD)两个中右翼和中左翼的传统大党早已失去了其主导地位,默克尔所在的前者已经难以突破30%支持率,后者甚至一直徘徊于15%;曾经以共识为主的议事风格在党内都不复存在,联盟党确定总理人选的环节居然能演化至长达数周的公开争斗;即将离任的默克尔已经丧失了如此多的权力,以至于无法在疫情面前协调好各州的防控措施,让一年前作为防疫模范的德国经历了一个严峻的冬天......

  但其中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恐怕是一个极右翼政党居然能在德国如此极速地成长起来——目前支持率在10%左右摇摆的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简称AfD)。它成立于2013年,在起初以反对给予希腊等其他欧盟成员国财政救助为中心纲领,但一直并未吸引到太多选民支持,在同年的大选中选票也并未达5%,没能跨过进入议会的门槛。

  他们的“转机”发生在2015年:当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的难民,为逃离战火而大量涌入欧盟时,出于人道主义考量,默克尔决定开放德国边境,并一度派火车将滞留在布达佩斯而不被匈牙利政府接受的难民接至慕尼黑中央车站。这个决定让默克尔赢得了全世界的赞扬,但也给了极右翼势力第一次进入德国主流话语的机会。另类选择党开始专注于排外、仇视穆斯林群体的种族主义上,以极快的速度获得了一部分恐惧“难民危机”的德国人的支持。

  事实上,在右翼回音室中收获最多热度的许多关于“难民危机”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德国的治安并没有因难民的到来而出现恶化,据内政部统计,德国的犯罪率并未因此而显著升高,难民群体的犯罪率也与本国国民基本齐平;为难民提供的医疗救济并未挤占德国人的医保资金;德国的经济并未因难民的到来而受到负面影响,德国人的就业岗位也并没有被挤占;绝大多数难民在德国社会中的融合也并没有问题......

  所以,真正的“危机”,是由一部分不愿看到自己的生活环境被不同肤色、背景、文化的“他者”所改变的保守白人,而这个在欧美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德国存在着尤其深厚的背景。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一直是战后德国政治和社会的中心价值,这一方面让德国人对极右势力保持警惕,另一方面也让“种族”成为了一个忌讳性的主题。这固然有助于防止重蹈覆辙,但同时也让德国社会长期以来回避了少数族裔、移民、以及更深层面上“德国人”身份意义的问题。和美国将移民群体在社会中的正当性写入建国纲领中的传统不同,直至20世纪末,德国社会主流观点由血脉和传统来定义“德国人”这个身份的,两徳统一后围绕“血缘论”的争论更是有增无减。前总理科尔(Helmut Kohl)、联邦议会前主席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等领导人都曾表明“德国从来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但事实上,移民群体很早就成为了德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德国社会的影响也十分深远。比如,柏林随处可见的街头小吃“Döner”——一种夹烤肉与蔬菜的三明治,就是在德生活的土耳其移民发明的;在这次疫情中,与辉瑞制药合作开发出首款有效疫苗的BioNTech公司,两位创始人也都是土耳其移民的后代。1960年代,为缓解战后重建中的劳动力短缺,西德吸引了大量来自土耳其的外籍工人(Gastarbeiter),但对他们的预期则是在工作结束后返回自己的国家,因此并未将这个群体视为德国社会的一员;直到1990年代,移民法律的修改才给了他们入籍路径。虽然德国在普查人口时不会统计族裔,但据非官方统计,在今天,每四个德国居民中就有一个存在移民背景,德国也成为继美国后的第二大移民国家。

  但即便如此,许多德国人也并不认同“多元文化”的概念。2000年,联盟党议员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edrich Merz)在媒体上发表文章,称德国存在一种“主导文化(Leitkultur)”,即德国人一直以来的礼节、习惯、传统,而移民群体的义务不仅是遵守德国法律,也要接受“主导文化”所代表的生活方式。虽然这个表态在当时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但“主导文化”的概念却一直留存下来,代表了许多德国人对自身社会的期待。

  2013年8月20日,德国柏林,极政党德国民族(NPD)成员举行示威,反对在柏林的Hellersdorf-Marzahn区为寻求庇护者设置新住所,同时,一些民众集会反对该政党言论,支持为避难者提供帮助。

  “种族”这个主题的隐形状态被2015年难民的涌入所打破了。起初,默克尔的人道主义呼吁得到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在大量难民走下火车的慕尼黑中央车站,许多市民用食物、衣物和掌声迎接他们。进入德国的难民最终达到了一百万左右。但一段时间过去,当他们分散至德国各地开始新生活,一些裂痕开始暴露出来。许多认同“主导文化”的德国人无法接受一直以来熟悉、传统的生活环境突然被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新来客所改变。这在一些世世代代鲜见外来者的村镇,以及两德统一前很大程度保持着封闭与静止状态的东部州尤其明显。利用这种焦虑,以另类选择党为代表的右翼势力炮制出许多不实传言:难民威胁到了德国的安全,挤占了本国人的福利,拖垮了经济增长,甚至会逼迫德国人放弃传统生活方式......在这样的宣传下,另类选择党的支持率也随着种族主义情绪的上升而水涨船高,在2017年的大选中,获得了12.6%的支持率,这是极右翼政党在战后第一次进入德国议会,联盟党和社民党两个执政党则各损失了超过5%的支持。大屠杀的历史包袱使得极右翼立场在战后德国的主流政治中一直是禁忌,另类选择党兴起后,几个主流政党也明确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拒绝与之合作,从而断绝其参与执政的可能。但尽管存在这样制度性的安全阀,极右翼意识形态还是在无形中使主流政党的难民政策发生右转。大选后,默克尔选择的首个执政联盟组成,是绿党和支持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FDP),但尽管默克尔已经妥协,承诺未来不会有第二次开放边境的措施,但自民党在难民方面的强硬立场依然让谈判破裂;不得已下,联盟党与社民党只好违背竞选中“带来改变”的承诺,将二者选前的联盟继续下去,否则重新选举的结果极可能是另类选择党获得更高得票率,从而给德国社会带来更大的扰乱。

  极右翼意识形态渗透的另一个典型例子,发生在第二年巴伐利亚州的地方选举中。相比其他德国地区,巴伐利亚长期存在独特的文化、传统与身份认同,虽然是德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但政治与社会氛围都更偏保守,因此被人们比作是“德国的得克萨斯”。联盟党的特殊结构也与这个地区相关:它在组织结构上分为两个“姐妹政党”,分别是规模更大、在其他15个州内竞选和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CDU)和仅在巴伐利亚州内活动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CSU)——“联盟党(die Union)”是二者在联邦议会内组成党团的统称。由于巴伐利亚州相对保守的政治氛围,基社盟的主张也一贯比覆盖更广泛光谱的基民盟保守。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让巴伐利亚具备了极其适合极右翼势力生长的土壤。此前,基社盟在巴伐利亚州一直牢牢把握着主导地位,截至当时只有在一届议会组成中没有达到超过50%的绝对多数,因此,另类选择党在民调中的迅速上升显然是其不可忽视的威胁。基社盟所选择的应对方式也十分明确:将本就保守的主张继续右转,夺回向极右翼流失的选民。基社盟在联邦政府内任职级别最高的成员是内政部长霍斯特·塞霍夫(Horst Seehofer),他频繁做出了一系列带有排外色彩的表态:称“伊斯兰不属于德国”、“移民是一切麻烦之母”,甚至以遣返69名来自阿富汗的难民来庆祝自己的69岁生日,而其中一人在被遣返至阿富汗不久后就自杀身亡。他同时要求联邦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方式对待难民,并直接威胁要带领基社盟退出默克尔不久前才通过两轮艰难谈判才达成的执政联盟,不得已之下,默克尔选择了妥协,同意塞霍夫在边界设置集中安置难民的场所、并拒绝没有身份证明文件的难民进入德国的两项要求。

  基社盟的另一位领导,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也频繁做出强硬的排外姿态。他称许多难民来到德国的目的是“庇护旅行”,即讽刺他们并非遭受危险,而单纯为钻德国相关政策的空子;他还在州内设置“边界巡警(Grenzpolizei)”,违背了欧盟内部开放边境的原则,并在去年八月被宪法法庭判定不合法。他的许多表态是明显与事实相悖的,比如时常声称难民的到来掀起了一场“犯罪浪潮”(德国犯罪率在当年达到了25年内的新低),抑或是声称涌入边界的难民人数依然在上涨(在2018年寻求庇护的申请数目已经降至最高时的四分之一),这种罔顾事实的做法也让他被批评者称为“德国的特朗普”。

  但这个策略反而给基社盟的选情带来了更大的伤害。被吸引至另类选择党阵营的极右选民并没有因此回归,而基社盟的传统选民中存在大量习惯性为其投票但价值观多样的群体,基社盟带有民粹色彩的剧烈右转让他们感到震惊、反感。绿党准确地察觉了这个趋势,在移民议题上选择了截然相反的方向,打出“来到这里的人们就成为了社会的一部分”、“多元主义是一种财富”的口号,并呼吁减少对难民工作种类的限制。从选举结果来看,另类选择党获得了低于全国平均的10.2%支持率,绿党却赢得了比往届选举多出一倍的选票而成为了最大的赢家,以17.6%的支持率在巴伐利亚这个传统保守州内成为了第二大党,在慕尼黑等较大城市得到的支持尤为突出。而基社盟则蒙受了巨大损失,仅获得37.2%的选票,向绿党流失了近20万选民,失去了战后几乎未曾间断的绝对多数地位,最终只得和一个地方性的小党结成联盟才得以继续执政。

  从此以后,几个主流政党吸取了巴伐利亚选举的教训,基本没再通过“复制”极右翼的狗哨来吸引流向另类选择党的选民;与难民相关的讨论和报道,则越来越多地聚焦于他们与德国社会的成功融合,《卫报》在去年的一篇报道中直接做出“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已经(让德国)得到回报”的判断:截止2019年,在约一百万难民中,超过一万人的德语水平已足够被德国大学录取,超过一半人已经找到工作、成为纳税人,超过80%则表示在德国社会中有很强归属感。由于越来越多的本国年轻人选择进入大学,德国培训高技术工种的独特学徒制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以年轻人居多的难民群体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缺,相关企业、行业和德国经济均因此受益;一些年轻人严重流失、公交和学校等公共设施无法为继的小镇,还因他们的到来重新获得了生命力,起初心存芥蒂的居民们,也在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改变了自己的成见。事实上,社会学中有一个专门的词组来描述难民分布和极右翼得势的地理关系:“光环效应”,即在有难民居住的市镇本身,由于存在对这个群体的真实了解,本地居民们往往并不排外,但分布在此周围的选民们则因缺乏这种了解又能足够近距离地感知他们的存在,从而害怕自身生活方式受到“威胁”,因此最容易被极右势力的宣传吸引。

  这一切都再次从侧面证明了,难民到来本身并没有导致所谓“危机”,另类选择党就此的宣传也不再能制造太大的响动;在随后的新冠疫情中,它的主张和其他国家的极右翼如出一辙,反对默克尔的联邦政府所主导的封锁、防范措施;不仅其成员多次在采访中呼吁不以新增确诊数为前提地放开封锁,右翼选民还时常在德国各地发起名为“非线性思考(Querdenker)”的反封锁抗议,并多次攻击在场的记者和反对者,极右翼对媒体不断升级的敌意也被专业人士视为德国媒体环境出现恶化的体现。为防范其造成的危险,在今年年初,德国的宪法保护机构先后将另类选择党和“非线性思考”列入了监控范围;但就在不久前,另类选择党的议会党团领袖还在采访中公然说到,自己为本党议员参与“非线性思考”而“感到欣慰”。

  由于德国民众总体上对疫情防范措施的支持和对默克尔科学而冷静的领导风格的欣赏,另类选择党的支持率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停滞于10%左右的位置。相比四年前的大选时,默克尔支持率有所回升,联盟党因而在确定本次竞选人选和策略的所有环节,都小心地谨沿中道,决意不重复在巴伐利亚的失误。

  不过,如果细看联盟党总理竞选人曲折的决定过程,在这个覆盖了广泛光谱的中右翼保守党内,几种对德国未来愿景的不同之处依然清晰可见。参与竞选基民盟主席的三人,分别是联邦议员诺伯特·洛特根(Norbert Röttgen)、前议会党团主席梅尔茨,和北莱茵-威斯法兰州州长阿尔明·拉舍特(Armin Laschet)。其中,曾任环保部长的洛特根具备最鲜明的进步主义色彩,并因此受年轻选民青睐,但从最初开始就不具备太大获胜的可能性;梅尔茨则是前文写到提出“主导文化”概念的人,因此可想而知是三人中最保守的一个,他曾投票反对将婚内强奸定为犯罪的法律,且对欧盟持怀疑主义态度,同时是默克尔在党内最频繁的批评者之一;拉舍特则是被广泛视为最能够继承默克尔方针与路线的一位:他坚守中间路线,务实,在以移民为主的一些社会议题方面进步色彩浓厚,认同“多元主义是德国社会的财富”,并一直坚定支持默克尔的难民决定。当然,在竞选过程中,三人表达出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如重视气候变化、加快德国的数字化、对默克尔任期赞赏、承诺不会容忍任何与另类选择党的合作等等;但这依然是对联盟党未来道路的一个选择:是回归科尔时代在文化和社会方面色彩鲜明的传统和保守,还是坚守并继续在默克尔带领下在许多方面向进步方向的转弯?最终,在1月16日的远程峰会中,拉舍特被近1000名基民盟成员代表经两轮投票选举为党主席。

  通常,基民盟作为联盟党内的大党,其主席会自动成为总理候选人。但在这场竞选中还存在另一位竞争者:上文中说到的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尔。在2018年领导基社盟在巴伐利亚面临惨败后,索德尔迅速在难民等问题方面调低了自己的保守发言;新冠疫情以来,看到默克尔支持率的急速攀升,索德尔更是从曾经对她的频繁批评,摇身一变成为了16个州长中她最坚定的支持者,并多次说“用默克尔的政策才能赢得默克尔的选民”。因此,在其他州长反对默克尔政府决策中封锁的严格程度和时间跨度时,索德尔在巴伐利亚内实施了严格程度超过联邦政府的防范措施。同时,他也是全国和地方性电视台的常客,将自己的政策用充满“男性气质”的果断风格宣传出来。

  这给了他大大超过拉舍特的知名度与支持率,在党内选民中,分别认同索德尔和拉舍特适合成为德国总理的比例是72%与17%。但不难看出,他对默克尔路线的支持,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机会主义式的权衡,而非原则或价值;未来一旦出现与2015年类似的危机,他领导下的德国很可能朝着排外、保守的方向转弯。由于德国不存在与美国党内“初选”类似的程序,两人间的竞争一度带来了相当大程度的混乱。最终,拉舍特再次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在4月19日正式被确认为联盟党的总理候选人。但截至目前,德国人民对默克尔的好感没能传递至她即将离开的联盟党,其支持率依然未能突破30%。

  那么,在极右翼支持率停滞、传统政党失去昔日主导地位的同时,谁填补了民意的空缺呢?这就是在近几年里极速兴起的绿党。创建于上世纪80年代,绿党起初是一个以生态环境为中心的单一议题政党,且起初以反抗既有结构作为政治参与途径,并没有执政意愿。但随着极右翼的兴起,绿党则相应地成为了它在各个维度上的反面,在德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绿党在许多年轻一代德国人最为在意的议题方面都有鲜明的立场:在性别平等方面,它将自身定义为一个“女权主义政党”,促进女性在职场、尤其是公共领域和领导性岗位上的平等,支持堕胎权,给予女性更多家庭、育儿方面的社会支持,并让暴力受害者得到更多救助;在难民政策上,它支持建立更全面、人道的庇护申请制度,给予难民更多长期生活、融合、就业、得到社会保障的机会,反对向阿富汗等处于战争中的地区遣返难民,并且早在2017年大选后的谈判中,绿党就坚持给予在德难民的家人入境并团聚的权利;而作为绿党创建的中心议题,它更是有一套细致、全面的计划来遏制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如在化石燃料费用中附加碳排放税、在2030年彻底淘汰煤炭等,并将其打造成从产业工人到中产阶级都可从中受益的计划。

  虽然在上次大选中,绿党的得票率还仅有8.9%,是进入议会的几个政党中获得席位最少的,但在此之后,其支持率的攀升就没有停止过。除了如上文所说,它在以保守著称的巴伐利亚获得了惊人的胜利以外,2019年的欧盟议会选举中,它已经成为了仅次于基民盟的第二大党,且与之只有不到2%的差距。今年年初的两个州选举中,绿党都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甚至在以汽车工业而闻名的巴登-符腾堡州继续保持了主导地位,让全国第一位绿党州长克莱希曼(Winfried Kretschmann)顺利开始他的第三个任期。除此以外,绿党还超越了被年轻人和中产阶级主导的形象,从欧盟议会选举开始就成为了60岁以下全部年龄组和失业选民的首选。

  2021年4月26日,德国绿党总理候选人安娜莱娜·贝尔伯克召开新闻发布会。

  绿党本身当然注意到了这个已经持续近三年的上升趋势。于是,在这次大选中,他们一改以往蔑视主流政治的行事风格,也没有陷入“原则”与“现实”两派间持续已久的斗争中,相比联盟党内同期的摇摆、混乱,绿党则以空前的专业和团结在成立40多年以来第一次推出了自己的总理候选人:两位党主席之一的安娜琳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她身上的许多标签和特质,也正代表了绿党得以吸引新一代德国人的原因:她年轻,出生于1980年,成长于德国与欧盟、世界深度融合的年代;与极右翼政客通常具备煽动性强的个人魅力不同,她冷静、务实,且具备极强的专业素养,是环境与外交问题的专家,德国媒体形容她“可以在睡梦中背出废除煤炭的法律”;她还是两个年幼女孩的母亲,成为候选人甚至总理也象征着“玻璃天花板”的再一次被打破,强化了绿党“女权主义政党”的标志;她也不认为相对缺乏政府经验是一种“负资产”,相反,她说自己因此“代表着革新”,而“这个国家正需要一个新开始”。

  这个一贯平和、务实的候选人让绿党获得了空前的支持和热情。在做出这个决定的半个月内,绿党收到了近4000名新成员的加入申请,所收获的捐款也大大增加,让这次的竞选预算比2017年时的高出整整一倍。就在上周刚刚出炉的最新一批民调中,绿党的支持率第一次超过了联盟党——后者在民调中第一的排名是15年内都未曾被撼动过的。有专家预计,在九月的大选中,绿党的潜在选民甚至高达60%。

  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德国人不必怀着太大对极右翼得势的恐惧和担忧度过这次选举;相反,进步主义在德国的未来中似乎充满了其他许多欧美国家鲜见的生命力。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年轻一代的道德感召。比如,就是在年轻人的带领下,气候变化才能在近年成为了整个欧洲社会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在德国尤为如此。虽然许多阻挠和规训一直伴随着年轻人的发声和行动,但由于他们的全部主张和紧迫感都是发源自科学界共识的,因此逐渐具有了足够强大的感召力:从2019年开始,气候变化一直是德国人眼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同时,回看右翼势力围绕所谓“难民危机”所制造的声浪,以及受美国有关种族正义的抗争和讨论所影响,德国人也开始探讨隐形过久的种族问题。虽然排外宣传的高潮已经过去,但针对少数族裔的仇恨犯罪依然时有发生,就在不久前,德国内政部发布了一份报告,表明在去年一年里共发生了二万多起极右翼为动机的犯罪行为,相比去年上涨了5.7%,其中包括了去年2月份发生在哈瑙市的枪击,九名受害者均为难民或有移民背景。社会中的少数族裔成员也更主动地发出声音:一位知名土耳其裔律师在采访中讲述了自己长期被极右翼人士骚扰、威胁,甚至个人信息被警方内部成员泄露的经历;在去年乔治·弗洛伊德的悲剧后,德国人也在数个城市发起“黑命攸关”抗议,许多非裔德国人指出,通过这些行动所表达的不应仅仅是与美国黑人的团结,更应是对德国社会本身的深刻反思,联邦议会中唯一一位非裔议员卡兰巴·迪亚比(Karamba Diaby)也敦促德国社会正视其中的种族问题;今年年初,德国更是史无前例地迎来了第一位身为难民的联邦议会候选人,在2015年从叙利亚来到德国的塔雷克·阿劳斯(Tareq Alaows)宣布将在北威州代表绿党参选,却因收到大量种族主义人身威胁以后无奈选择中途退出......越来越多的声音敦促德国重新考量将种族问题视为禁忌、避而不谈的态度,认为这在今天会事与愿违地协助种族主义的扩散。

  这一切观念的变化都无比契合绿党的价值观:它的成立就是围绕着生态主义的,且在随后的四十年中融合了丰富地进步主义价值,在今天,其15%的成员拥有少数族裔背景。相比之下,联盟党的应对就显得混乱、手足无措。塞霍夫、索德尔、梅尔茨等人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对自己曾经对待难民的保守和排外,一概选择了模糊应对,没有任何承诺改变或哪怕反思当初的表态;在气候方面,联盟党固然自我塑造成推动、支持环境保护的政党,索德尔更是将气候保护视作自己最重要的标签之一,在巴伐利亚州内设立了比联邦层面更有野心的目标,甚至积极倡导联盟党与绿党联合执政的方案。但在上个月底,当德国宪法法院出人意料地支持了几名气候活动人士的诉求,判定现行的气候保护法律因不够长远、给下一代人不公正的负担而不合宪时,虽然除另类选择党外的几个政党都对此表示欢迎,但只有绿党能够骄傲地以此作为竞选资产,其他几个党派的表态则都在舆论场上收到了“虚伪”的指责。

  当然,纵观更长远的历史,一个极右翼政党能够以10%的票数立足于德国社会,依然是需要不断警惕、不能习以为常的危险;在以东部州为主的地方层面,联盟党、自由成员打破禁忌与之合作的例子依然时有发生。因此,德国政治与社会中的许多矛盾、分裂还将长期存在。用《纽约时报》一篇专栏中所总结的一样,这种分裂的本质,是在“共情或仇恨”、“狭隘或世界主义”、“开放的或封闭的社会”之间的抉择,而每个政党、每个普通人、整个德国社会,都最终需要面对这个艰难的问题,并给出自己清晰的答案。